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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大伟专文】在白先勇之前,同志文学史的关键十年
上传时间:2020-06-13点击:255次

纪大伟说,同志文学史,是台湾的发明。在《联合报》创立的第一年(一九五一),报纸就开始启用「同性恋」这三个字,并开始教导公众认识与误解「同性恋」。

【纪大伟专文】在白先勇之前,同志文学史的关键十年

同志文学的关心者很少关注 1950 年代,毕竟描写同性恋出名的作家(如白先勇)要到 60 年代才发迹。我却主张 50 年代正是同志文学史的关键十年:这十年间报纸大量提供的同性恋相关讯息(包含非文学的报导以及外国文学的翻译),形同勤奋培训国内读者用「现代中文」来认识同性恋。如果 50 年代报纸没有向社会撒下认识/误解同性恋的种子,那幺在 60 年代描写同性恋的作者怎幺会有现成的读者可以收割?

1950 年代出现「划时代的现象」:从 50 年代开始,国内公众在报纸这个公共媒介「密集」看到「训诫同性恋」的现代中文文本。50 年代之前,台湾境内日文报纸也刊登同性恋相关情报,但没有「密集」劝人勿犯同性恋。从 50 年代起,多亏报纸广为宣导,国内读者得到一波又一波新知识:原来社会上有一种不同于一般人的「同性恋」的人口存在;原来这批神祕人口道德败坏;原来他们需要被国家社会管训。

文学历史研究者早就纷纷藉着观察报纸的兴起,来推估读者公众的诞生。例如,知名文学史家懿安.瓦特(Ian Watt)在《小说的兴起》(The Rise of the Novel)这部名着利用十八世纪的报纸发行量,估计当时的「读者公众」(reading public)规模。我也藉着观察 1950 年代报纸动态,得知当时国内读报民众可以经常看到同性恋情报。这番观察同时带来可以确定和无法确定的线索。我可以确定,50 年代报纸一方面仰赖国外(美国为主)提供的同性恋相关情报,另一方面向国内民众灌输同性恋相关知识/伪知识。

但是我无法确定当时国内报纸是否可靠:报纸是否忠实翻译外电、是否诚实报导国内同性恋相关新闻、是否涉及杜撰、误译、加油添醋、无中生有等等行径?这些我都无法查证。不过这些不确定,都不意外:如果 21 世纪的报纸充斥谎言,难道 1950 年代的报纸会比 21 世纪报纸来得中立可信吗?正因为报纸内容未必是真相,我并不期待民众可以藉着读报变成「正确认识」同性恋的读者公众,也不期待文学作者可以把报纸内容当成写生的可靠模特儿。不过,我不会因为报纸内容可议而否定报纸的价值,反而珍视报纸内容营造出来的妄想氛围:受到报纸薰陶的民众(包含文学作者在内),恐怕不会轻易忘记同性恋这批人口的存在,反而可能期待读到更多同性恋祕辛,甚至进而自己动手编造同性恋的香豔故事。这种遐想同性恋的 1950 年代氛围,为 1960 年代文学进行暖场工作。

我的观察主要根据《联合报》。我仰赖 1950 年代《联合报》,有两点说明。(一)为什幺选择这个年代:我强调 50 年代的报纸,是为了要证明国内民众在 50 年代就可以「藉着阅读发行量大的报纸看到同性恋相关情报」,以便挑战「民众到了 60 年代才在(发行量小的)文学刊物《现代文学》看到同性恋」这个常识。我并不需要证明民众在 60 年代是否也需要藉着阅读报纸来得知同性恋情报,所以我并不查看 60 年代之后的报纸。(二)为什幺选择这份报纸:《联合报》在 50 年代的发行量巨大(触及的读者特别多)。我只需要检视 50 年代的《联合报》(包含其副刊),就可以大略推测当时报纸读者可以读到什幺资讯。我不必去检查其他较小报纸是否也呈现同性恋情报。

《联合报》第一天报纸第一版(头版)的第一条新闻(头条新闻),就是美联社提供的外电:头条新闻标题为<匪共一旦使用大量空军,联军即将轰炸东北>,内容为美国某一位司令提供的韩战动态。这则新闻形同预言:引发冷战的「韩战」、来自美国的外电,正好都是认识 1950 年代《联合报》的关键。

1950 年代的《联合报》一提及同性恋就兴高采烈。在报纸创立的第一年(1951),《联合报》就开始启用「同性恋」这三个字:<美容院血案原因待最后判断 性变态杀人较可能>这篇报导指出,「(死者之一)肛门略有放大,但是否由此可以证明,两个死者生前有『同性恋』的说法……」。报导最后一段写出「有两件有趣的插曲」这几个字,可见《联合报》将这篇悲惨的「性变态」命案当作茶余饭后的趣闻,卖给消费者。

当时同性恋相关资讯在《联合报》频繁出现,我推测原因有二:一,当时《联合报》乐于利用耸动的社会新闻吸引读者。如陈国祥、祝萍在《台湾报业演进四十年》这本书指出,《联合报》从创办初期至 1958 年期间,社会新闻带有「海派报刊鸳鸯蝴蝶的庸俗腔调」,「也因此受到中低阶层读者的欢迎」。二,当时《联合报》受到美国报界的骨牌效应影响。既然台湾在 1950 年代冷战揭幕之后被收纳在美国羽翼之下,那幺台湾报纸(含《联合报》以及其他报纸)也就难免跟随美国报纸动态。

基于以上两种原因,《联合报》不但勤于报导「同性恋」,也将焦点投向其他社会边缘人,例如「变性人」。我关注 1950 年代《联合报》怎幺呈现同性恋,而加拿大学者姜学豪(Howard Chiang)研究 1953 年这一年《联合报》怎样炒作「变性人」题材。根据姜学豪观察,《联合报》于 1953 年揭露某位本土「阴阳人」(按,《联合报》用语)的故事(某位士兵想要从男性转变为女性)。报纸还说台湾的阴阳人不会让美国的类似案例「专美于前」(按,《联合报》用语)───也就是将美国视为台湾效法的对象。1953 年《联合报》的「阴阳人」报导很类似该报的「同性恋」报导:同样利用奇观化的「他者」招徕读者;同样将美国视为模範。《联合报》于 1954 年启用「变性人」一词之后,这个词就在国内风行。《联合报》如何用报刊耸动文字,在战后台湾,打造一个又一个奇观化的新主体(例如我谈的同性恋,姜学豪谈的变性人,以及其他种种新的边缘人主题),是一个值得研究的冷战「生命政治」(biopolitics)课题。只可惜这部书聚焦于同志文学,无法继续深谈「阴阳人」。

先前提及足以影响台湾报纸的「美国报纸动态」,是指美国报纸突然射向同性恋的关切眼神。先前提及的《同性恋造成恐慌》一书指出,同性恋于 1950 年代的美国媒体曝光率暴增。书中指出,50 年的年初,美国华盛顿特区的国务院(Department of State)发生两波发言风暴之后(先有议员麦卡锡发言,然后有国务院政府官员发言),报纸马上抢着报导同性恋。一位美国专栏作家甚至在 1950 年这一年表示,美国报纸突然密集关心同性恋的现象,堪称报业的「分水岭」───这位被引述的作家说,到了 1950 年,美国社会终于也可以正视同性恋与性变态了。上述的美国报业分水岭(指突然开始关心同性恋)也跨国导致台湾报业分水岭──我稍后将会指陈《联合报》勤于将美国的国务院「丑闻」传达给国内读者。

冷战之前时期(到 1940 年代截止)的日文报纸和冷战时期(从 50 年代开始)的中文报纸都呈现了同性恋。这两个时期之间既有延续也有断裂。我说有延续,是说日文报纸展现的同性爱慾在 50 年代中文报纸也看得到,彷彿跨越政权的截止日期/使用日期界线,代代相传。而我说的断裂,至少包括三种:一,「报人的牺牲」;二,「语言的差异」;三,「规模的对比」。一,媒体人吕东熹在《政媒角力下的台湾报业》指出,许多报纸工作者身为执政者忌惮的知识分子,在白色恐怖时期惨遭迫害甚至杀戮。能够从日本时期一路倖存熬过五○年代的报纸工作者人数有限。二,冷战之前时期报纸主要採用日文、冷战时期报纸主要採用中文,原本使用日文的报纸工作者与读者未必能够在战后立即投入中文报纸的怀抱。三,我尤其重视五○年代报纸用「空前规模」告诫社会大众同性恋「祸国殃民」。跟前两种断裂相比,这第三种断裂更加贴近同性恋资讯的物流。冷战前的日文报纸读者「偶尔」在报上读到同性恋相关情报,50 年代的中文报纸读者却「频繁」在报上看到同性恋相关报导。刚才提及,陈佩甄发现《台湾日日新报》于 1910 至 1930 年间就有 10 篇提及「同性爱」殉情、有 26 篇提及「同性」殉情的报导──但是 50 年代的中文报纸却更加勤快、更加密集、更加恐慌地揭露同性恋生态。

1950 年代读者在《联合报》读到的同性恋相关文字可以分成四大类,其中至少有三类是西方(主要是美国)资料的「翻译」:一,外电报导(来自西方国家);二,生活常识(将西方对于同性恋的看法译介给本土读者);三,翻译文学(来自美国、法国);四,本地新闻。这四类的文字在报上同时并陈,里应外合(本国里的本地新闻呼应了国外的新闻和文学):读者在阅读美国逮捕同性恋者的外电时,可能也在隔壁版面看到同性恋者情杀的本地新闻,更可能在副刊看到陈述同性恋祕辛的外国小说。

以上四类的文本数量繁多,只列举数例说明。

第一类,外电

来自外国的新闻看起来和同志「文学」没有直接关係,但是外电传递的价值观(将同志视为恶徒)终究会影响文学。外电明确告知台湾读者,同性恋是反共大业的罪人。1952年,《联合报》根据合众社华盛顿外电刊出「美公务员同性恋爱 百余人被免职」一文,指出美国国务院「认为这些同性恋爱分子(被革职的一百多名公务员)是安定的危险所在」。1953 年,《联合报》根据美联社华盛顿外电刊出「同性恋爱共党嫌疑 美国务院百余职员 因此犯罪打破饭碗」一文。这两则美国的国务院新闻只是类似外电的冰山一角,但足以证明我先前的推测:美国报业的动态(如,关心国务院的同性恋消息)也会导致台湾的动态。类似的外电于1950、60 年代的报纸持续刊出,提醒本地读者同性恋怎样祸害西方国家。既然美国将同性恋视为毒蛇猛兽,那幺受到美国保护的中华民国也就看同性恋不顺眼。

第二类,生活常识

生活常识是指至今各种媒体仍然大量刊载的「保健小常识」、「生活小祕诀」短文。这些短文看起来和同志文学没有直接关係,但是这些短文对社会公众(包括未来的文学写作者)持续灌输传统对待同性恋的态度。一九五○年代报社将号称来自美国的生活常识,翻译改写成为教育读者大众的通俗文章。我并不确定这些文章到底是由谁执笔、到底有没有忠于外文资料,但我确信这些文章以美国科学(医学、心理学)之名、行端正社会风气之实。

例如,署名「毅振」者于 1958 年的《联合报》「副刊万象版」发表<关于性荷尔蒙的答案>(长达 1300 多字)一文,指出「性荷尔蒙能够治疗同性恋吗?不能。不论男女同性恋的成因是由于心理而非由于生理的。」文中唯一提及的医学权威是个美国人。这篇文章告诉读者:同性恋是一种需要被治疗的病,要让「心理」专家去管。这一位「毅振」于 1959 年更发表了<同性恋的形成与防止>,1300 多字的文章密集提及五位英美权威。毅振写道,据金赛博士的报告说:「男人中有 37%,在其一生之中,是曾犯过一次同性恋的……」金赛劝民众以平常心看待普遍存在的同性恋,但是毅振曲解金赛的话、说金赛认为同性恋氾滥成灾。他在全文结论写道,「另外对于犯有这种性变态的人,心理治疗也很重要」,能让他们走回「正常的两性生活里去。」结论又点名「心理治疗」是同性恋的药方。台湾公众一看到同性恋就想要向「心理专家」求救,可能就是这类文章潜移默化的效果。

第三类,翻译小说

翻译小说不算本土同志文学。但我认为,许多本土公众先在 1950 年代报纸读过凸显同性恋的外国文学,后来才在 1960 年代接触本土作家的同志文学。

我在 1950 年代《联合报》发现两个例子:(一)美国小说《月誓》(The Moon Vow),(二)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安德烈.纪德(André Gide)的作品《遣悲怀》(法国版书名ET NUNC MANET IN TE;英文版书名Madeleine)。这两篇作品值得注意,除了因为它们「显然」都在 1950 年代向国内读者介绍同性恋与文学,也因为它们「隐然」都跟冷战策略部署有关:(一)美国小说《月誓》符合冷战反共策略。小说叙事的主要行动,就是批判旧中国(也就是美国在冷战的主要对手),并且教导中国人民接受「正常的」、「科学的」两性教育。(二)纪德的译者聂华苓跟冷战缘分深厚。早在聂华苓还在台湾的时候,美国政府的亚洲专家就已经鼓励安格尔(Paul Engle)(爱荷华写作班创办人;聂华苓后来的丈夫)把聂华苓接去美国──这位亚洲专家发现,在台湾教授创意写作的聂华苓和余光中是美方少数值得合作的对象。

1950 年代《联合报》提及的「同性恋」其实都是「男同性恋」,几乎没有「女同性恋」。《月誓》是当时唯一明显提及女同性恋的例外。从1958 年开始,《联合报》「副刊万象」开始连载《月誓》,作者是「中国女作家林涵芝Hezel Lin」。「这小说用赤色中共匪帮窃据前的北平做背景」,翻译者署名「南方朔」(又作「南方溯」)。报纸在开始连载之前登出小启,写道:「女医生把一个看来没有病的姑娘,从极严重的无形的病态拯救了出来,这女性感情上的病态,虽然书中女主人是一个极年青(按,「年轻」)的中国新嫁娘,事实上任何一个社会,都有如此病态的新娘子。」

此处编辑欲言又止的「无形病态」正是女同性恋──编辑知道女同志祕辛颇有卖相,却故意卖关子。小说中,女医生遇到一个拒绝和丈夫圆房的少女,后来找到「罪魁祸首」:某位对女性过于热情的关小姐。《月誓》在高唱抗日、歌颂中华民国之余,更频频挑逗读者:趁着女医师诊疗少女的时机,小说展示少女的裸体;趁着关小姐色诱女医师的时候,小说描绘两名成年女子的脸红心跳。关小姐多次对女医生进行性挑逗之后,女医生怒斥关小姐:「……你对性的问题,有着一种很不正确的看法……你不需要男人,但你需要女人!你不是没有性慾,而是你性慾的发洩失了常。……为什幺不让我介绍一位心理病态专家,很快地把你医好?」报纸再一次向读者大众强调了「心理」专家注定要和同性恋者配对。小说内文表示,「关小姐已经显示出她是一个很不正常的女性。

从这一下午她的言行上看来,她很可能是一个迷于同性恋爱的女人。」关小姐后来向女医生承认,她加入了一个号称「针线会」的同性恋俱乐部。「……针线会的内情……是同性恋爱的俱乐部」、「我们大家包括那些女佣人相互关切,志同道合相亲相爱。社会上一般人自以为他们的生活是正当的,我们干的勾常是不法的,所以我们就更团结得紧」、「大家公推我做『枪手』,挑逗的工作全由我负责。……呶,我把要说的都说了。人生为的是谋求快乐,我们觉得那样快乐无比,为什幺做不得?犯什幺法?」这里说的「枪手」, 为俱乐部会员提供性服务、负责(性)挑逗贵宾──枪手在会员「下体」(小说内文用词)塞入金属玩具。女医生忍不住斥责关小姐,「你犯的罪过是引诱李梅,背弃亲夫,变成一个搞同性恋爱的女人。就凭这一点,你就吃很大的官司!」女医师最后俨如好莱坞动作片的女英雄:她勇敢独闯女同性恋俱乐部,矫正关小姐的变态心理,并且说服少女妻子与丈夫行房。

《月誓》这本美国小说确实存在,作者「中国女作家林涵芝Hazel Lin」也确有其人,只不过此书此人早就被美国文坛和学界打入冷宫,几乎无人再谈。《月誓》文学价值可议,娱乐价值却高:这部高唱抗日爱国的小说「寓教于乐」,让台湾读者一方面「理解/误解」同性恋,另一方面又可以「意淫/淫乐」被视为变态的女人们。

【纪大伟专文】在白先勇之前,同志文学史的关键十年

刊登《月誓》的同一个《联合报》版面也于 1960 年刊登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安德烈.纪德的作品《遣悲怀》。1960 年 10 月 16 日,在《遣悲怀》开始连载的这一天,聂华苓的文章<纪德与「遣悲怀」>声明,纪德「24 岁,他到非洲去旅行。他就在那儿发现了自己同性爱的毛病。」在1960 年 10 月 21 日,聂华苓的译文出现「同性恋的毛病」等字,并且提供详细注解:「(注7)纪德曾经用对话体写过一本关于同性恋的书『哥丽童』,是客观地从人性、艺术、科学和历史的观点去探讨同性恋。」《联合报》连续三个星期连载聂华苓翻译的《遣悲怀》。从此之后,「纪德」和「遣悲怀」这两个文字符号对「台湾」读者来说堪称影射同性恋的密码。着名画家席德进的学徒庄佳村记得,他在 1960 年代初期担任席德进的模特儿时,「有一次他(按,席德进)吻了我。我那时很爱看纪德的《地粮》,觉得纪德写得很感性,我还不知纪德有『同性恋』的倾向。所以,我想得很单纯,我认为他吻我,只是一种友爱的表示罢了。」也就是说,在庄佳村的回忆中,席德进的同性恋与纪德写出来的友爱,形同互相写下注解。

英年早逝小说家邱妙津的小说《蒙马特遗书》全书最后提及的书籍正是《遣悲怀》;《蒙马特遗书》的叙事者说,「纪德在晚年妻子死后写了《遣悲怀》,忏诉他一生对她的爱与怨。写这本书的过程里我反覆地看已经陪伴我五年的《遣悲怀》,唯有这本书所展现的力量,爱与怨的真诚力量,才能鼓励我写完全书。」这本《遣悲怀》是纪德的书,也是聂华苓的书:如果《蒙马特遗书》的叙事者没有接触过聂华苓的翻译本,就不会把纪德的书称为《遣悲怀》。在西方,《遣悲怀》的法国版书名为《从此她在你心中》(书名为拉丁文;按,「她」指纪德的妻子)、英文书名为《玛德莲》(按,纪德妻子的名字),两者都跟「遣悲怀」这三个字风马牛不相及。我并且发现,这本书在法语世界、英语世界都很冷门。「遣悲怀」这三个字跟「同性恋」的缘分,也是「台湾的发明」:要不是聂华苓选了这本纪德的书,并且将书名诠释为中国味十足、古意盎然的「遣悲怀」,那幺台湾的读者群(包含《蒙马特遗书》中的叙事者)并不会赏玩这个书名,甚至不会得知这个书名的存在。作为「台湾的发明」的《遣悲怀》在台湾享有的「古雅」声望,恐怕会让身在西方的读者群感到意外。

在《蒙马特遗书》引用《遣悲怀》的行动中,包含两种越界动作:一,从《遣悲怀》的「异」性恋哀悼(「双」性恋丈夫纪德哀悼妻子)越界到《蒙马特遗书》的女同性恋哀悼(女子哀悼女同性恋关係破裂);二,从《遣悲怀》哀悼死亡越界到《蒙马特遗书》感叹苟活。小说家骆以军写出纪念邱妙津的长篇小说,命名为《遣悲怀》,同样也进行了两种越界动作:站在异性恋位置哀悼同性恋,站在苟活的位置哀悼死亡。

《月誓》、《遣悲怀》在当时文坛的传阅率应该很高,不只是因为《联合报》在 1959 年的时候已经是台湾发行量最高的报纸,更因为当时《联合报》副刊主编是文坛敬重的林海音。她被尊称为「林先生」,她家客厅被誉为「半个台湾文坛」。林海音是《联合报》副刊的第二任主编(任期从 1953 至 1963 年),其任内副刊刊登了五花八门的内容,包括「西洋文学译介」53────例如《月誓》和《遣悲怀》。

四,本土新闻

这一小节最前面已经提过《联合报》的两则 1951 年社会新闻。事实上《联合报》在整个一九五○年代都对同性恋保持高昂兴趣。黄道明在《酷儿政治与台湾现代「性」》指出,1959 年的《联合报》「读者投书」感叹「新公园」成为「同性恋」的「男娼馆」、1971 年的《大众日报》则更详细报导新公园的同性恋「组织」。黄道明认为这两篇报导都可以让读者更清楚掌握《孽子》的时空脉络。既然黄道明细谈 1971 年的《大众日报》而非 1959 年的《联合报》,那幺接下来我就检视 1959 年《联合报》读者投书。署名「男娼的祸害挣扎中的不幸读者(台北)」者指出,「新公园已经成了半公开的男娼馆,同性爱的泛滥地」、「这里有成群结党的可怜少年经常有计划的勾引外籍有那种变态嗜好的男士」、「请市府赶快为新公园添置路灯,派警员巡逻,根除同性恋,男娼的祸害」55。这里的「外籍变态」可能是指美国人:1959 年正值越战(1955───1975)。也就是说,本地新闻和国际情势紧密偎依。

1950 年代的同性恋相关新闻繁多,黄道明专书不可能逐一提及,我也不能细数。但我要特别在此回顾黄道明专书没有提及的「黄效先杀人焚尸案」。「黄效先案」吸引我注意的原因有两点。一,「黄效先案」在 50 年代报纸的可见度极高,强化了同性恋的见报率。早在白先勇《孽子》(从 1978 年开始连载、1983 年出版)展现男同性恋杀人命案之前(也就是小说中的「龙子杀死阿凤」的命案),《联合报》早就于 1976 年,用半年的时间,向广大读者群报导涉及男同性恋的「黄效先案」。《孽子》的作者未必从报纸命案报导得到灵感,但是《孽子》的读者(尤其处在 70 年代末、80 年代初的读者)可能在读小说的时候联想到命案新闻。

二,报上展现的「黄效先案」透露的冷战情调。《徵信新闻》(《中国时报》的前身)于 1959 年 5 月 23 日第四版以几乎全版的篇幅「图文并茂」报导黄效先案,蔚为奇观。我说图文并茂,是因为版面刊载了凶手(黄效先)的肖像照、凶手的行凶血衣和手枪照片、死者(被黄效先杀死的男子)生活照、死者命案现场照、死者头盖骨照片等等,喜孜孜地向读者展示过多的耸动细节。吸引我的版面资讯除了这些惊悚照片,还有图片旁边多则报导标题:除了整个版面最大的标题「犯罪史上添一新页 同性恋的野火 杀友烧尸根源」之外,「韩国早结孽缘 竟成同性夫妻」、「死者颇有美钞 知交却无几人」、「留声机与美钞 结怨进而谋财」也都洩漏另人侧目的玄机:原来凶手和死者都跟韩战有关,竟然都曾经是中华民国国防部派去参加韩战的翻译官。从韩战回台后,双方都有美金存款,两人之间还有美金借贷关係。这一整版报纸奇观的背景就是冷战。

和同性恋有关的本地新闻大部分都是可以让报方和读者在一天内消费完毕的简短情报,但是「黄效先案」却形同连载半年的奇情小说。《联合报》在<黄效先杀人动机!弱点尽被控制 终至行兇除根>一文指出,「黄效先杀人的真正动机究竟在那里?既非谋财,亦非情杀,而是迫于死者杨XX同性恋的威胁,杨藉此弱点,控制了他的名誉,他的行动,甚至他终生的幸福,因为他已準备与一位名门闺秀结婚了。」同性恋已经是必须隐瞒的祕密,一旦被迫揭露就足以引爆杀机。「黄效先生性文弱,有女儿态,畏羞,动辄脸红,认识他的人都不敢相信他会做出这种事来,可见他因陷于杨XX同性恋的陷阱,在心理上、精神上所受的刺激之深。」报导一再消费黄姓男子的女气。但弔诡的是,消费黄姓男子的报导却又表露同情黄姓男子的倾向。报导将被害者杨姓男子写成狡猾的加害者、将加害者黄姓男子写成无奈的被害者:杨姓男子将同性恋当作把柄,毁灭黄姓男子的人生。按照报导的暗示,被杀固然悲惨,但是同性恋祕密被揭发似乎比被杀更惨。

在这篇报导见报一个多月之后,《联合报》另一篇报导<失足仅一次 身体无变态>指出,被法医检查之后,黄姓男子自称「我完全正常,我并没有什幺半阴阳变态……我们(按,黄跟死者)只发生一次关係,就只有一次」。当时社会一遇到同性恋就想要(透过法医)检查当事人的性器官是否「正常」,彷彿同性恋不是由内心的情慾操弄,而是由外显的器官样貌决定。为什幺当时的法律机制竟然要求被告接受体检(检查是不是「阴阳人」),也耐人寻味。再过四个月之后,身为「国大代表」的赵班斧,投书到《联合报》,指出「革命先烈黄百韬将军的儿子黄效先杀人焚尸一案,报载已由最高法院判处死刑」,呼吁总统特赦黄姓男子,「为先烈遗孤留一线生机」。赵班斧并且引述最高法院的判决书,强调「黄效先并没有卑鄙下流的同性恋行为」。越是强调某人与同性恋无关,当然就越描越黑。为同性恋命案争取「废死」,竟然也符合了 1950 年代反共爱国的时代主旋律──为革命先烈挽留遗孤,就是爱国。赵班斧强调「如果黄效先因为先人『功在民族』得获免于一死,对于激发忠贞爱国的风气,该有多大的积极作用」。

赵班斧的投书于 1957 年 11 月刊出;刚才提及的白先勇散文在一个月后(1957 年 12 月)刊出。白先勇或许在《联合报》读过黄效先相关报导。

本地读者接触现代中文写成的同性恋相关情报,并不是始于白先勇崛起的 1960 年代,而是始于白先勇还是学生读者的 50 年代。先有 50 年代报纸密集教导台湾公众认识同性恋,公众才懂得领略 60 年代作者打造的文学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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